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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直省委成员郭宗鉴带了两个人晚上拜访刘少奇，郭宗鉴建议只有改组省委才能解决顺直的根本问题，之前中央曾派政治局常委员来巡视整治也没有解决问题，顺直省委现在都不知道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刘少奇如果想改变现状，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他来做顺直省委书记。郭宗鉴等人走后，何宝珍认为说郭宗鉴的建议不可取，这样正好给了王藻文口实，刘少奇沉默了。

刘少奇陆续收到了很多同志反映王藻文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顺直省委工作瘫痪的很大部分原因就在王藻文身上，他贪图享受、拿钱才干活，而且到处借钱不还。刘少奇意识到王藻文的问题非常严重，决定将大家的建议如实上报中央。他同意郭宗鉴的建议，由他任顺直省委书记，先把工作开展起来，熟悉情况后再择合适人选。何宝珍不希望刘少奇这样冒失地往前冲，刘少奇则认为如果不及时解决省委问题，会导致很多同志对党绝望退党脱党，这样顺直省委就散架了。

周恩来在上海收到了刘少奇的信，他了解情况后建议让刘少奇做为顺直省委常委，直接进入顺直省委工作。李立三提醒说，王藻文马上要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很可能会选上中央委员。三人最后商议决定顺直省委组织一切不变，指定刘少奇进入顺直省委。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在济南制造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刘少奇决定抓住全民公愤的绝佳时机，立即利用玉田、唐山一带的农民基础举行暴动，他分析英美现在暂时没和日本勾结，而且蒋介石的军队刚被日军屠杀几万人反日情绪高涨，也不会立即派军镇压，其他省委成员一致赞同刘少奇的决议，独王藻文泼冷水说之前的玉田暴动都没有成功，而且现在没有经费，他们马上要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暴动人力财力都不到位，刘少奇反驳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没有经费照样成功了，只有到基层去开展工作才发言权。

刘少奇晚上彻夜难眠，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错过发动暴动的最佳时机。次日一早，郭宗蒋就来报告，蒋介石的军队进驻北京、天津，李德贵带人打着小旗欢迎，看到顺直省委领导和敌人站在一起，党委很多同志纷纷声明退党。刘少奇认为王藻文和李德贵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建议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改组省委。

1928年7月，在刘少奇、陈潭秋等人的主持下，顺直省委进行改组，重新推举了省委常委和书记。刚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王藻文在两个月后被罢免，留党察看半年，但顺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王藻文为泄私愤诬陷刘少奇箱子里藏着党的经费，指使其妻和李德贵闯入刘少奇家中，强行打开箱子检查，看到里面只有几件孩子的衣裳，二人像强盗一样扬长而去。

顺直省委改组几天后，有人不承认新省委、不执行决议、不关注中央指示，周恩来收到情况后异常愤怒，立即叫刘少奇到上海当面汇报。刘少奇认为用扩大会议的方式解决不了顺直任何矛盾，虽然顺直省委的意见仍有分歧，但工作呈现上升势头，他认为中央不应姑息宽纵王藻文，强调要坚决遏制和肃清不良作风。可刘少奇的建议中央没有采纳，反而觉得他犯了处理问题急躁的毛病，将他调离顺直。

1928年冬，即将离开顺直的刘少奇和何玉珍冒着风雪，走之前去河北玉田进行了半个月的走访调查，刘少奇仍然遗憾当时若能搞成玉田大暴动，这燕山山脉可能就和毛泽东的井岗山一样了。他知道冀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管制了东北三省后下一步定向将矛头对准这里。

刘少奇离开玉田后，出任中东泸东区委书记。1929年5月，王藻文、李德贵投敌叛变，新省委书记和大部分委员被捕。周恩来痛心地告诉大家这是血的教训。他建议让刘少奇直接回天津做书记。

刘少奇正在家里看郭宗鉴的来信，一个叫王明的登门拜访，自称曾和刘少奇一起赴俄学习，为刘少奇受冤枉屈尊做区委书记抱不平，挑唆他应该和那些小人做斗争，刘少奇关门非常反感，下了逐客令。

中央巡视员谢觉哉来信说满洲情况危及，满洲省委被敌人一锅端，顺直省委陷入瘫痪。刘少奇临危受命为满洲的省委书记。成为了管辖地域最大的书记，与何宝珍一起踏上了北上的火车。路上，二人从报纸上得知东北边防司令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挑唆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